臣闻《论语》曰：「有始有卒者，其唯圣人虖」！今陛下幸加惠，留听于承学之臣，复下明册，以切其意，而究尽圣德，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对，条贯靡竟，统纪不终，辞不别白，指不分明，此臣浅陋之罪也。

册曰：「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」。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，建日月风雨以和之，经阴阳寒暑以成之。故圣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溥爱而亡私，布德施仁以厚之，设谊立礼以导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仁者君之所以爱也；夏者天之所以长也，德者君之所以养也；霜者天之所以杀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罚也。繇此言之，天人之征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质诸人情，参之于古，考之于今，故《春秋》之所讥，灾害之所加也；《春秋》之所恶，怪异之所施也。书邦家之过，兼灾异之变，以此见人之所为，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，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古者修教训之官，务以德善化民，民已大化之后，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。今世废而不修，亡以化民，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，是以犯法而罪多，一岁之狱以万千数。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，故《春秋》变古则讥之。天令之谓命，命非圣人不行；质朴之谓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欲之谓情，情非度制不节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，以顺命也；下务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；正法度之宜，别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：修此三者，而大本举矣。人受命于天，固超然异于群生，入有父子兄弟之亲，出有君臣上下之谊，会聚相遇，则有耆老长幼之施；粲然有文以相接，欢然有恩以相爱，此人之所以贵也。生五谷以食之，桑麻以衣之，六畜以养之，服牛乘马，圈豹槛虎，是其得天之灵，贵于物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天地之性人为贵」。明于天性，知自贵于物；知自贵于物，然后知仁谊；知仁谊，然后重礼节；重礼节，然后安处善；安处善，然后乐循理；乐循理，然后谓之君子。故孔子曰「不知命，亡以为君子」，此之谓也。

册曰：「上嘉唐虞，下悼桀纣，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」。臣闻众少成多，积小致巨，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，以微致显。是以尧发于诸侯，舜兴虖深山，非一日而显也，盖有渐以致之矣。言出于己，不可塞也；行发于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尽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《诗》云：「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」。故尧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业业日致其孝，善积而名显，德章而身尊，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。积善在身，犹长日加益，而人不知也；积恶在身，犹火之销膏，而人不见也。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。夫善恶之相从，如景乡之应形声也。故桀纣暴谩，谗贼并进，贤知隐伏，恶日显，国日乱，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终陵夷而大坏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渐至，故桀、纣虽亡道，然犹享国十馀年，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。

册曰：「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岂异哉」？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；道者万世亡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毛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：「亡为而治者，其舜乎」！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；其馀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：「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」。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于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繇是观之，继治世者其道同，继乱世者其道变。今汉继大乱之后，若宜少损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

陛下有明德嘉道，湣世俗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故举贤良方正之士，论谊考问，将欲兴仁谊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建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肖，述所闻，诵所学，道师之言，廑能勿失耳。若乃论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息秏，此大臣辅佐之职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能及也。然而臣窃有怪者。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亦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习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亡奸邪，民亡盗贼，囹圄空虚，德润草木，泽被四海，凤皇来集，麒麟来游，以古准今，壹何不相逮之远也！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？有所诡于天之理与？试迹之古，返之于天，党可得见乎。

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禄者，不食于力，不动于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！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。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，因乘富贵之资力，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！是故众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博其产业，畜其积委，务此而亡已，以迫蹴民，民日削月朘，寖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羡溢，贫得穷急愁苦；穷急愁苦而上不救，则民不乐生；民不乐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！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故公仪子相鲁，之其家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于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「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红女利乎」！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，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。故诗人疾而刺之，曰：「节彼南山，惟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」。尔好谊，则民乡仁而俗善；尔好利，则民好邪而俗败。由是观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放之，远者望而效之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！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负且乘，致寇至」。乘车者君子之位也，负担者小人之事也，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，亡可为者矣。

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；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。

按经史年历，自汉、魏以降，虽有编联，周、秦以前，多无甲子。太史公司马迁虽言岁次，详求朔闰，则与经传都不符合，乃言周武王元年岁在乙酉。唐兵部尚书王起撰《五位图》，言周桓王十年，岁在甲子，四月八日佛生，常星不见；又言孔子生于周灵王庚戌之岁，卒于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岁，皆非是也。马迁乃古之良史，王起又近世名儒，后人因循，莫敢改易。臣窃以史氏凡编一年，则有十二月，月有晦朔、气闰，则须与岁次合同，茍不合同，何名岁次？恭惟圣朝文教聿兴，礼乐咸备，惟此一事，久未刊详。臣探隐百家，用心十载，乃知唐尧即位之年，岁在丙子，迄太平兴国元年，亦在丙子，凡三千三百一年矣。虞、夏之间，未有甲子可證。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，伊尹祀于先王，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，二十有八日戊午，二月五日甲子昧爽。又，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，三日庚午朏，王命作册毕。自尧即位年，距春秋鲁隐公元年，凡一千六百七年；从隐公元年，距今至道二年，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；从太甲元年，距今至道二年，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；从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见，距今至道二年，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；从周灵王二十年孔子生，其年九月庚戌、十月庚辰两朔频食，距今至道二年，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；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孔子卒，距今至道二年，凡一千四百七十二年。以上并据经传正文，用古历推校，无不符合，乃知《史记》及《五位图》所编之年，殊为阔略。诸如此事，触类甚多，若尽披陈，恐烦圣览。臣耽研既久，引證尤明，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，自此之后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，此乃古历一蔀；每蔀积月九百四十、积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，率以为常，直至春秋鲁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，了无差爽。用此为法，以推经传，纵小有增减，抑有经传之误，皆可以发明也。古历到齐、梁已来，或差一日，更用近历校课，亦得符合。伏望圣慈，许臣撰集，不出百日，其书必成。傥有可观，愿藏秘府。

呜呼！先圣贤人之能以道诏天下者，非言莫载；言之所以传后世者，非经传简策莫考。后世之人，自天子而达于庶士，欲以求圣贤之道而措于大中之理者，非学莫能入。学之不可以已久矣。鲁昭公十八年秋，葬曹平公，往者见周原伯鲁焉，不说学，归以语闵子马。子马曰：「周其乱乎！夫必多有是说，而后及其大人。大人患失而惑，曰：无学不害。不害而不学，则苟而可，于是乎下陵上替，能无乱乎」？至二十三年，景王崩，子朝争立，召氏、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，成周大乱，终于悼王失位而崩，敬王奔走，不能保其社稷，诸侯助之，仅以复位。王室之乱者十有八年。昭公二十九年，其书曰「原伯鲁之子」者，杜预以谓终不说学，盖先儒深疾之意也。夫天下之乱，风俗之坏，未始不由于君子不能正身以仪下，而反沦胥以败者也。故下之人倡为是说，而大人不能正，既见己之不学而亦能在高位也，又见当时之人不学者众，而措之于治，未有覆亡颠陨之祸也，故以为「无学不害」。反是其语而以身徇之，其所以致大乱者，职此之由也。夫不学而致乱者犹之可耳，既以不学而致乱，乱而滋以学为非者，其患又甚焉。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，则后将为鬼为蜮，不可复振矣。本朝之所以致败乱者，固不一涂，要之法度乱而纲纪废，人才蔑而圣言亡，皆不学之过也。世之愚夫愚妇徒见兴学校三十年，服儒衣冠者满天下，上之公卿大夫，下之百执事之列，皆由此涂出，以为儒者之盛，古未有也，而终于庙社沦亡，海宇震荡，民人涂炭。故循其外而责之曰：「是儒者之祸天下也」。一人倡之，千百人和之，亿兆之人莫不谓然。次及朝廷之公卿大臣，己既不学，而不知先贤人之道真可以已乱而致治，如稼而穫、如蚕而绩之可必也，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，而反比于愚夫愚妇闾阎里巷之说，而遽以口承之，亦曰乱天下者吾儒也。痛哉！夫所谓儒者，学先圣之道，明诸子百家之言，达古今理乱成败之事，措之于治则君昏能正之，国乱能理之，四夷不服能宾之，风俗败坏能美之，节义不修能立之，军旅不振能激之。夫是之谓儒。不知前日之大臣号为儒者，能如是而致乱乎？将不能而致乱乎？其曰不能而致乱，则是所用非儒也；用非儒而致乱，而儒反得罪，则是饥食乌喙而致病，反屏稻粱而不御也，不亦惑甚矣乎！呜呼，本朝自三十年来，未尝有儒而用之也，其群萃而养之者，率不学之人尔。人各占一经，苟能通王氏说，则足以取科第；甚者于王氏说亦不能通，徒剽贼人语，苟能为所谓大义者，亦足以升名于礼部。此曹一旦入仕，其狡焉者则急日月、犯风雨以数干公卿之门，冒没谄谀，以取显美；其碌碌者则沉州县，以簿书期会为急。其于圣人大中致理之道，古今成败之务，未尝闻于耳而著于心也。何者？所以养之非其道也。自朝廷号为以经术取士以来，人皆高谈阴阳性命之说，以诳惑聋瞽，而不知圣人之术乃所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，而徒事空言以为大，夫何切于事理哉！夫古之能明经术者莫若汉儒，如贾生之明治体，晁错之通术数，公孙弘以儒雅辅治，隽不疑以《春秋》拒奸，司马迁修《史记》以正褒贬，刘子政推灾异以辟王氏，类皆有益于世者，岂若后代徒事空言者哉？学如数子，可谓无愧矣，措之于天下国家可以致治平必矣。审如此，则圣人之道与夫后之学为是者，果何负于天下哉而罪之也？今夫经传、子史、百家之言，无非仁义礼智信之说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道，善恶、成败、祸福、治乱之迹，可以劝戒后世者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至于汉唐之世，所以为治，不过于此。今若舍是而不学，以谓不足已乱而致治，而曰我惟军旅战斗之为务，是专欲以力服天下也。纣之百克而卒无后，项羽七十馀战皆胜而卒死东城，设能如是，犹不足以致治，况又不能，不亦可笑矣乎？或曰：「今兹上之人未必不说学而罪儒，特以兵革未息，故先其所急也」。呜呼，是圣人之道无益战陈军旅之事耶？孔子曰：「我战则克，祭则受福」。与夫夹谷之会，武子之台，所以折齐侯不得施无礼于鲁，却费人不得致难于君者，为何如哉？《传》曰：「礼乐慈爱，战所畜也」。又曰：「夫民让事、乐和、爱亲、哀丧，而后可用也」。夫所谓礼乐慈爱之事，不既具于圣人之经乎？晋文公之教其民，必示之义，示之礼，示之信，而后为可用。则所谓义信与礼不既具于圣人之典籍乎？不特惟是，自古名卿才大夫所以经纬其国，折敌人之冲，整军而经武者，与夫良将壮士之所以杀敌致果、保大定功者，不既具于历代国史，与夫诸子百家之说者乎？若此之类，皆非不学者之所能究也。今人之言曰：「我惟兵书之知」。今之所谓兵书者，不过七书耳；而不知自六经已降及百家诸子之书，其言战陈军旅之事也悉矣，何独七书云乎哉？为是语者，是又不通之过也。余大惧不学非儒之说澶漫于天下，使后世之士久而无以取正，是以敢私论著之，以告于知者，以号于天下，以彻于上人之听，庶无蹈周原伯鲁之祸。

某尝谓昔者孔子以天纵之圣，困于旅人，无其位以绍隆先圣王之业。闵周室之将坠，悼王道之不明，后世无所稽若，而前圣之绪不得其传，于是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修六经之书，以载其道。于百世之后，有圣人作，因其言而会其意，则伏羲以来至于周公众圣之能事，历世之良法，可举而行。其道甚大，其功甚茂，不可诬已。百有馀年，而处士并兴，横议蜂起，杨朱墨翟，奋私智，倡邪说，以簧鼓天下，塞仁义之达道，翳日月之大明。孟子惧而辟之，振雄辞以息邪说，敦一本以正人心，使孔子之道明。万世之下，得所考信，复见天地之心，全古人之大体者，孟子之力也，故议其功者，以为不在禹下。呜呼！文武之后，圣人不作于上；孟子以来，真儒不起于下，亦已久矣。故历汉与唐，千有馀岁，虽苟安粗定，而功业卑陋，无足观采。恭惟神宗皇帝体尧舜之聪明，挟汤武之勇智，慨然有为，修复治古。荆国文公操孔孟之道术，济伊周之事功，同德一心，谏行言听，稽成周之法度，酌当世而变通，以利万民，以厚邦国，以光祖考，以事神祇。纪纲具举，贻谋孔嘉，可稽可循，奉以周旋，万世无敝。元祐间，二三异意，尽取而纷更之。曾不旋踵，扫地俱去，使上智扼腕于寂寞之地，下愚波荡于奔竞之途，中才之人，首鼠于两间，而莫知所归宿。先皇帝患之，首召知院枢密，入参政柄，明国典以昭示天下，振丕绪以缉熙帝业。熙宁、元丰之典章法度，粲然复显于世者，阁下之功也。元符末年，横议复兴，籍籍诪张，图坏成烈。主上天锡睿智，灼见是非，群言孔多，渊衷不惑。复倚元老，入总枢机，谋谟嘉密，朝夕启沃。神考之志有继而无坠，熙宁之事有述而无废，文公之道益明，而利泽施于无穷。仰惟阁下之功，不在孟子之下，天下有识，莫不称诵，愿登门墙，望履舄，瞻聆金玉之声采，以观日新之隆治；况如某者，曩在会稽，早蒙顾遇，诱掖奖借，窃私德赐之尤厚，其敢默默而自弃乎？今之官洛邑，道出都城，钧屏深严，许容进谒，祗诵所闻，敬伏门下。冒浼威严，惟深惴慄。

吾读《吴起传》，观与田文论功，发三问，文不得一，然则起之才岂浅浅者耶？及田文为之言：「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当是时属之子乎？属之我乎」？起曰：「属之子矣」。吾尝疑起才何独短于此，而不敢与文较。及观起之相楚，方悼王之死，未几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杀吴起。方是时，悼王死，起相新君，可谓主少国疑矣，起也于是乎不免。然则起之才是诚短乎此，则其始无以抗田文之言，盖无足怪。而田文之于知人也，亦明矣。然则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处此者，何说也？起之为人也，明厉而不达于变，从事于法而不知权，是二者，盖相疑国、辅少主、亲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。昔者郑国有难，而子孔当国，乃为载书以序位听政辟，而子产请焚之。夫子孔之为载书，叙群臣而使之听政，岂有所不可哉？而子产请焚，而郑国果定，何也？盖诚未加于物，则吾之所为，众之所疑，故急之则乱，绳之则怨。方是时，法有所不行，是非有所不较，徒知吾法之不欺，而不顾物之情，此取祸之道也。故曰：「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」。盖当新造之国，与夫众情反侧之际者，不可以求定乎法，而取必于理之是非，而其权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际，此子产所以焚之而国定也。史称吴起治楚，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。夫起当新难之国，辅未壮之主，而驭不附之大臣与不信之百姓，而其所行顾若是而不知变，是其死也，不亦宜乎！呜呼！智士因变，圣人乘时，一龙一蛇，与化推移，庸得而制之哉？吾悲吴起之志，故论其说云。